改革阻力重重

解决公费医疗超支的老大难问题，实施公务员医疗保险改革无疑是唯一的出路。以历史为鉴，1952年后推行的职工公费医疗制度的最终解体，无不是因为个人无限制性的医疗需求造成了财政的巨大负荷。

而公费医疗制度之所以得以在一个特定群体中实行了50多年，“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缺乏改革的动力。”周寿祺说。

1998年，全国各地把劳保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并轨，统一推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统一推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由于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医保待遇一致，导致运行出现矛盾。后来，国务院又出台了公务员补充医疗保险办法，在行政级别和财政补贴上给予倾斜。

从这时起，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名义上医疗费用不再实行实报实销，而是设立个人账户，制定个人自缴费标准，统筹基金起付线标准，超支费用个人分摊比例等等。

“但实际上，说是改，但实际上没改。从时间上来看，1998年以后公费医疗制度名义上是已经取消了。可以说，现在各地还在实行的公费医疗制度，都是各搞各的土政策。由于是实行分级财政支付，属地化管理，所以全国都没有什么统一的管理制度和规定。”周寿祺说。

以某省为例，年人均公费医疗经费(大病除外)标准是：省级干部12400元，厅级干部6400元，处级及处级以下干部1200元。门诊医疗费用在职人员自付20%，退休人员自付1O%;住院医疗费用在职人员自付1O%，退休人员自付5%;离休人员门诊、住院医疗费用均不用个人自付。

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比，这样的待遇无疑都要高了很多。“公务员医疗保险改革改不动，就是这些人担心一旦改，待遇不如以前了。”周寿祺认为。

网友：公费医疗应取消 公务员医疗待遇应平民化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了一项名为“你怎么看待新医改方案”的调查。其中调查显示，43.9%的人认为应改革公务员医疗制度。有网友留言说，“医疗服务均等化，首先应取消那些大医院的高干病房”。

其实，公务员医疗制度早已为人所诟病。

目前，许多地方的政府机关、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仍延续着公费医疗制度，医疗费用按规定范围和比例进行实报实销，这些人形成了医疗服务中的“特权阶层”。与公费医疗相比，平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报销条款可没那么“实惠”。对于大部分用医保的人来说，由于受起付标准、报销比例等条件限制，很多医药费都要自行承担。

由此不难发现，公务员与普通百姓的医疗待遇是有些不同的，也可以这么理解，即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大多发生在百姓身上，而享有良好福利保障的公务员并没有切身遭遇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一不公正的状况，显然违背了公共制度必须体现公平正义的基本伦理精神。

事实上，通过近年来对医疗改革现象的观察，不难发现包括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在内的我国医疗卫生改革方案都在围绕着官员转。中科院2006年披露的调查显示，在我国财政投入的医疗费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等，仅此一年开支就达数百亿。试想，在这样的医疗体制中，老百姓等于是被“抛离化”了，这必然会导致百姓看病贵、看病难。

进一步分析，将百姓“抛离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于医疗方面。实际是，许多地方政府仍陷在“官越大福利待遇越高的”的观念中，一些决策者处处为官员利益着想———民众的权益和国家福利制度完全由政府部门主导，而民众没有机会参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制定选择，其结果既不合理，也不合乎民意。

长期以来，医疗改革并没有触动公权力的利益。由于公权力掌控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力，在公权力指定路径下进行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既得利益，从而使得公共政策出现两极分化的不公平现象。因此，作为公共政策的医疗改革，必须打破附着在医改上的身份区分，公务员的医疗待遇应该向所有百姓看齐，从而实现医卫资源的公平设置。某种意义上说，新的医疗改革要取得成功的重要一个因素，取决于公权力有没有“挥刀自伐”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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