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立法也需“整体观下辨证论治”

  国粹将有国法保障，这是中医界乃至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那么，如何让《中医药法（草案）》更完美呢？从本期开始，我们邀请社会各界的相关专家从不同角度谈谈看法。

  可圈可点之处不少

  本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草案）》立法技术上比较成熟，简明扼要，并没有整成一部现行有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内容的拼盘，符合领域母法的特征。

  其中第九条给“中医诊所”的设置打开绿色通道，是个具有突破性的亮点，只要在“具体办法”里有适当的导引和规制，就可以对基层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明显的助推作用。第二十九条突出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的权益，规定他人获取、利用传统知识持有人的传统知识，须经知情同意，并和持有人分享利益。这既有助于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发挥特长进一步开拓，更有利于传统知识的传承和运用。其他的如关于中西医并重方针、支持社会力量投资中医药事业、合理规划和配置中医药资源、建立道地中药材评价体系和保护传统炮制技术与工艺、保障措施（医保定点）等，虽然都是既有的做法和政策现状内容，但经过“法”的阐述，效力和作用都会大有不同。

  明晰问题有的放矢

  在赞美这部草案的同时，笔者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和建议。本草案的针对性，即问题导向还不够分明、精准。

  中医中药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这是共识，也是本次立法的最大动力与目的所在，就是本草案第一条说的“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思考一下，继承和弘扬的障碍是什么，立法就应针对这些障碍加以消除，继之设计保障和促进机制。笔者以为，中医药面临的问题至少有以下三点。

  1.国学素养问题。整个社会传统文化氛围淡薄，基础教育阶段没有足够的国学养育，成人后的国学功底普遍不扎实，无法顺畅阅读中医典籍原文，更无法精准领会内涵。

  对此，草案《第五章 继承创新与文化传播》提到了“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但视野比较受限，必须从教育机制上下工夫，强化国学素质的养成，在此背景下的中医药文化和知识宣传、普及，才是有源之水。

  2.中医药特有概念问题。中医药传统理论、技能赖以存在的国学体系，百年来被西学冲击、改造，现代汉语字词的含义已经衍变，尤其是医学术语用字、用词，往往流行的是后起义，嫁接了西方现代医学的义项，原始意涵湮灭不彰。国人自小接触的也都是现代西方科学文明认知体系，几乎不接触传统观念，导致成年后无法习得“正宗”的中医药知识和技能。例如，我们目前一提起心、肝、脾、肺、肾，意识里马上涌出的是西医形态学的器官形象，而非中医理念里区域、功能的“气一元论”意象。

  对此，草案《第四章 人才培养》虽然也强调“应当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应当体现中医药学科发展规律”，但比较单薄。

  3.中药材的全面“失真”问题。从种植开始，中药材的采集、炮制普遍偏离了“道地”的要求，这是对中医的釜底抽薪。难怪有观点认为，中医实际亡于中药，其实不无道理。

  对此，草案《第三章 中药发展》写得还是比较丰满的，很有针对性，措施也很有创建。问题在于，面对利益的诱惑，何时、何种程度上能够恢复中药材的道地性，就不是中医药主管部门和药品监管部门能够决定的了，还必须有更多的部门强力介入。这点在草案里体现得还不够。

  中医药生存也有道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探讨一下中医药事业的生存之道。

  模式之一是“全方位现代化”。目前的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中医现代化，推动建立中医药国际标准体系”（见草案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第二款），但并未能“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见草案第三条第二款）”，而是疏离乃至于彻底丢弃了中医药本身固有的理念、理论和技能。因为没有望闻问切，也就无所谓辨证施治、整体观念；没有了特点、特征的“现代化中医药”，也就没有了“中医”的实际，这个模式是养活了“医”——中医药队伍，却消亡了“中医”专业。

  即中医药的与时俱进和发展，要注意节奏与方法，是现代科学技术为我所用，而非替代我。

  模式之二是原生态化石性生存。遴选少数经典的精英，完全继承传统，谨慎改变，小众性服务，师徒相授，口耳相传，保持化石化生存的原生态，甚至国家予以财政支持，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藏。这种状态下，我们就不要指望所谓的简、便、廉、验，相反可能是精致而复杂、麻烦、昂贵的服务。这个构思在本草案第三十条第一款有所体现，可以进一步清晰明了。

  当然，现实中可取的可能还是上述两个模式的结合与并重，这就需要在草案文本里有更清晰的设计。

  总之，我们必须全面审视中医药面临的危机及其产生原因，分析其中的关键点，有的放矢地加以解决，即立法也需要“整体观下辨证论治”，才能制定出真正的“弘扬、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中医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