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文·观察以价值重塑再造医生职业的崇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在第一线奋力抗疫，全社会都发自肺腑地感激、赞颂；与此同时，暴力伤医等极端事件却仍在发生，医患之间的对立、猜疑、苛责、提防难以消除。为探索这种两极现象的缘由，清华大学社会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于2020年12月针对全国各级医院的1万余名医师开展问卷调查。该调查报告于4月16日向社会发布。报告一方面从医师的视角出发，以医师的工作状况与工作环境作为主要调查内容，多维地呈现了医患互动的情况；另一方面，从理念上辨析了影响当前医患关系困境形成的五个“从医悖论”，并提出要走出悖论，需要回归人文，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以价值重塑再造医生职业的崇高。本期，我们将调查报告的核心内容编发，以飨读者。——编者

◆调查背景◆

本次调查来自三级甲等医院的样本占总样本的63.55%；来自省、市、县三级医院占总样本的比例分别为 17.53%、54.11%和 20.90%，是样本占比最大的三个类型；公立医院占总样本的95.21%。

参与本次调研的医师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总样本的39.71%和60.29%，男女比约为2：3。其中年龄在26岁~45岁之间的样本占比超过 77%。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医师占全部样本的 92.97%。初级职称和中级职称的医师共占全部样本的70.4%。

超过一半的医生月收入少于7500元。半数以上的医师都切实地感到收入过低、与自身的付出不匹配。与其他社会成员普遍感受“看病贵”相比，65.58%的医师都认为当前医疗服务收费水平“低”或“太低”。

◆医师处境◆

工作强度高，面临多维压力

医师平均每天出诊时间约为7.77小时、科研时间约为1.47小时，每周平均工作约5.77天。

调查中 69.74%的医师都认为“我感到科研、发论文压力大”这样的表述“符合”或“完全符合”自身的情况；医师面对绩效考核也颇费心力，55.56%的医师切实“感到业绩考核任务重”；半数以上的医师们对于工作流程的效率抱有质疑，感到自己要在“不必要的程序和操作上耗费过多精力”；医师们也面对一定的创收压力，仅有14.32%的参与者认为他们的情况与此不符。

65.40%的医师“感到公众有误解，舆论压力大”，64.61%的医师“感到医护人员合法权利难以保障”。

与此同时，高强度的工作不免会挤压对家庭、生活的关注，62.67%的医师都感到自己“为工作付出太多，无暇顾及家人、生活”。

医师在看待自身职业上具有矛盾的感受。一方面，仅有17.86%的医师明确地不认同“我愿意一辈子从事医生职业”这一表述。但另一方面，在对待“我希望我的子女将来也从事医生职业”的表述上，超过半数的医师都明确地表示了不认同。

来自工作环境的支持少

与高压的工作相对，医师们在工作环境中得到的支持不足。第一，在休假方面，仅有16.99%的医师认为所在医院的休假制度行之有效；第二，不足半数的医师对领导的工作安排持积极态度；第三，不足半数的医师对科室之间的合作和沟通机制持积极态度；第四，近半数的医师认为自身很少能够参与组织制度的制定；第五，只有39.05%的医师认为自己所在的医院提供了充分的培训和成长机会。

医患互动有限，信任建立难

医患的相处时间极为有限。调查中，医师日均接诊病人达到26人，与每个病人的互动时间只有16分钟。不可否认，庞大的问诊需求束缚了医患互动的充分性。

医师都深知自己需要一定的沟通技巧才能尽量拉近与病患的距离，减少沟通障碍。接近90%的医师都同意获得患者的信任和尊重十分重要，也十分赞同应用温和的语调等互动姿态、礼貌用语、积极的言辞等沟通方式。57.21%的医师赞同诊疗中的“换位”理念，即“临床中重要的不是我做到，重要的是患者感觉我做到”；75.57%的医师认为，当患者等待的时间越长时，越不利于双方的沟通。

从实际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医师与患者在沟通上都是顺畅的，仅有6.24%的医师明确地认为自己与患者交流存在困难。医患之间的不信任迹象处处可循。首先，只有不到半数的医生认为患者“经常”或“几乎总是”提供诊疗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并遵循其所提供的治疗计划；其次，只有近1/5的医师从未遇到过医患互相不信任的情况；最后，超过 90% 的医生都遇到过“患者或其家属对医学知识一无所知，盲目怀疑”的情况。

除了医疗知识带来的相互理解上的困难，医师还遭遇了阻隔交流的“界线困境”。一方面，医师若要根据患者的个人情况进行诊断，给出治疗方案，选择沟通方式等，就必然要考虑病症之外的其他因素。调查中，70%左右的医师都经常或几乎总是考虑患者的心理和精神情况、经济状况、医保类型、社会背景、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另一方面，医师们也必然会因陌生而保持交流距离，1/3以上的医生会因为“不便询问”而难以充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80%以上的医师会有意识地避免与他人讨论病人的隐私。

医患实际冲突少，但医师态度悲观

本次调查对医师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的实际医患冲突进行了统计。一般而言，医师很少与患者发生争吵（83.19%的医师认为几乎没有过争吵），被投诉的情况也是小概率事件（83.77%的医师几乎没有被患者投诉过），被患者威胁、恐吓的频次也很低（79.4%的医师从未遭遇过如此境况）。

与实际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医师群体对于医患关系的感知有着“过敏” 的倾向。超过半数的医师都认为当前的医患关系“紧张”或“非常紧张”，对5年内医患关系能够改善持乐观态度的医师仅有17.71%。面对潜在的医患纠纷，57.95%的医师都感到害怕或非常害怕，并且67.08%的医师感到媒体、舆论对医疗纠纷的报道不实。可见，医师对于医患关系的态度比较悲观，甚至超过1/3的医师会为了避免医疗风险而倾向于回避收治高危病人。

对市场化持消极态度，对科技应用则较积极

调查显示，只有14.83%的医师肯定了市场化的积极效果；在市场化对医师社会地位的提升作用上，也只有11.82%的医师表示认可。近半数的医师都同意“医疗事业的市场化使得医患关系变差”，“中国人文医学传统的消逝”和“现代医疗技术的大量引入”对医患关系的负面影响得到了医师们更广泛的共鸣。

市场机制也让医师们的工作氛围具有功利主义色彩。近半数的医师们都认为，在其工作的医院中，同事都以评职称、增收等为最主要的目标。与此同时，市场化的改革也使得社会成员看待医疗服务的视角发生了改变。超过半数的医生都经常或几乎总是感受到“患者觉得花了钱就能治好他的病”。

医师们普遍承认先进科技带来的积极效果。具体来看，74.31%的医师对“先进的医疗设备更有助于改善诊疗效果”持肯定意见，75.30%的医师认为新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的引入可以极大提升工作效率。

◆破解之道◆

从医悖论

从这次调查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当前的医生工作中，形成了一系列特别的“从医悖论”。所谓医生职业的“从医悖论”是指，当前高速推进的医疗变革导致了医生从业经历过程中出现反差剧烈并且自相矛盾的现象。这些“从医悖论”并非自身形成，却又形成恶性的自我反馈越筑越牢。

从实际的影响来看，这些“从医悖论”直接影响着医生日常的问诊治疗，也间接影响着社会与患者对于医生的观感与误解，更进一步影响着医患关系的建构，给当前的从医环境与从医实践带来了负面的效果。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从医悖论”不仅仅是医生自身的努力无法克服的困难， 也是简单的优化具体医院管理措施无法改变的现实，同时还是当前医疗政策方案无法解决的矛盾。根据调查结果，“从医悖论”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巨大的外在压力扰乱医生职业的内在崇高感。二是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给医院与医生带来与其预期相符的巨大的经济回报。三是医疗技术的广泛采用反而降低医生与患者的沟通效能。四是小概率的医患冲突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着医生的心理认知。五是医生全力建设医患关系，但总是事与愿违。

“从医悖论”直接影响着医生问诊治疗的日常医疗活动，也导致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种种障碍，当然也就干扰着医生完成他们救死扶伤“生命第一”的职业使命。更为根本的是，“从医悖论”会从根基上动摇医生职业的崇高性质，不仅仅会破坏医患信任，而且也会在医生群体内部逐步瓦解内在驱动的崇高感受。

价值冲突

在我们看来，这些突出矛盾的背后必然有着超越医疗政策方案、医院管理实施、社会情境舆论以及社会群体特征的产生根源，有着深刻的价值冲突。

第一，从医环境中人文精神缺位。

这里的人文精神的缺位，是指医生的工作环境，让医生无法更好地践行“生命第一”的人文精神，不仅仅让他们提升人文关怀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鼓励，有时甚至是直接阻碍他们的努力。

医生承担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其职业评价体制与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目标相去甚远。科研论文发表、工作业绩考核、经济创收指标等考核评价影响了他们以患者为中心的本职工作。诊疗过程过度依赖于医疗设备的检测结果，也是人文精神缺失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二，市场价值掩盖终极价值。

医学的意义在于生命第一。然而，医生面临着诸多与诊治疾病没有直接关联的考核评价压力。这让医生偏离了职业本来的终极目标，难以专心致志于诊治患者。强调“付费消费”的医疗服务，必然导致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与潜在的巨大冲突。

第三，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是对于价值与理想的无条件坚持，而工具理性则是强调通过理性的计算与手段达成目的。显然，“从医悖论”现象揭示了价值理性的坚持不够，而工具理性强调过头。

从当前医生所面临的从医环境中，可以看到他们加班加点地超负荷工作；可以看到他们背负着工作业绩、科研论文、市场创收等沉重的考核任务；可以看到他们来不及与患者更多地沟通交流，只好更多地依赖医疗设备检测结果；可以看到医院在发展过程中强调扩大规模、业绩成果等。所有的这些，无一不是在强调如何通过合理有效的方式方法在短时间内尽快达成扩大医疗服务的目标。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强调工具理性的策略与方法，必然导致诸如依赖检测结果会减少与患者沟通这样的不可预知的不期然后果；也会完全忽视诊疗过程是一个医患互动的建构过程。同样重要的是，工具理性不承认感性经验对于诊疗疾病目标达成的重要作用。

正如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思·韦伯所论证的，过度强调工具理性必然带来理性对于价值的反噬，形成不可挣扎牢不可破的“理性铁笼”。过度强调拓展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工具理性， 一样会迷失在忘记“生命第一”终极价值、过度对业绩效率的追逐之中。

在思考医疗服务的方向与策略时，需要坚持价值理性，也需要发展工具理性，应当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

以价值重塑推动守护崇高

无论中西，崇高是从医传统、医疗文化中的统一诉求。当社会解决了温饱问题，迈向现代化之时，社会价值观将更关注生命的质量与尊严。在未来的社会里，医生的职业崇高感必须要重新建立起来。医生不仅仅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的责任与使命也必将越来越重大与光荣。坚守有益的文化与传统，理解社会结构转型的影响作用，把握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能够有助于塑造健康的医疗服务的社会价值观。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领导基本理念、医疗政策方案、医院管理实施、社会情境舆论等各个方面全面体现医疗的人文精神。

“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当医生在拼尽全力守护着人性的光辉的同时，让我们也为医生守住他们内心的崇高！

课题组成员：王天夫、罗婧、闫泽华、游睿山、高立、高金声、袁钟、沈原、刘世定、许弘智、李淼、吴英发

图片源自中新社 张添福摄（王天夫 罗婧 闫泽华 游睿山 高立 高金声 袁钟 沈原 刘世定 许弘智 李淼 吴英发 张添福）